——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同事戏读教育类的“米兰达”。因为每一次教科书选文风波，记者编辑总是纠缠不休，要求发表意见;我的经验，一旦卷入，总不免给评论者提供新的“误会点”和“打击点”，而如果不置一词，他们又会暗示读者，说心虚逃避。故而即使知道这个“米兰达”，也不得不再作冯妇。
媒体上有关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隔一两年都要掀点波澜，这并不表明社会重视语文教育，而可能恰恰在于认为语文是可以轻慢一下的学科。很多局外人对语文教科书发表意见，凭的是个人的学习经历，他可以认为这是最好的，也可以认为这是最不好的。然而，在中国，一种教科书每年至少有几百万学生在使用。
十多年来，每当媒体掀起教科书选文争议，作为教师，总是要被强拖进去，最近几回的话题都涉及鲁迅作品，争议蜂起而不了了之，精疲力竭。增加一篇，或换下一篇，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一件事，被污得不清不白，添那么多麻烦。有关刊物坚持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有些不耐烦，因为实在没有精力去和媒体纠缠。这回风波起因，是人教版七年级教科书修订，换下一篇《风筝》。这件事，如果不声不响地做了，媒体不关注不炒作，不多此一举地解释原因，网民漠不关心，也不至于弄得沸沸扬扬，传遍海内外，被放大到那样敏感的地步，“抢新闻”和制造轰动效应，往往适得其反。而喧嚣与浮躁之下，事情也变得无聊无趣。有人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知道这一回仍将一如既往地被断章取义，遂反问：“你读没读过《风筝》?”不出所料，对方答“我马上就找来读”。——我想，如果我认真地回答他，那才是“我真傻”呢。
在信息时代，了解一件事来龙去脉，核实其真伪，途径多，速度也很快，然而一些有影响的媒体总是不顾社会后果，不去作最简单也最必要的核实，热衷传播有关教育的不实消息，引发社会争议，干扰教育教学改革;对教育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总是熟视无睹或噤口不言。评论语文教科书选文，是抢眼球的活计，真正的“既英雄，又稳当”。
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工作，没有必要也不宜在公共媒体上讨论。客观而言，语文教科书的建设环境比较脆弱，媒体对此不必过度关注，如果掌握情况不够全面，所传达的信息不准确，不仅会干扰教科书的编写，也会误导读者，在社会上造成更多的对母语教育的误解，而每次造成混乱之后，也不会有任何人出面承担责任。时下教科书的编写，如筑舍道旁，不得不经受七嘴八舌，又因为一些媒体的轻慢，风吹草动风声鹤唳，编者左右为难。2004年，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五模块收入《阿Q正传》全文，当时的考虑，作为课改试验，此举可以满足一部分学生经典阅读的需求，况且没有要求“全教必考”。试用阶段有不同反映，一些教师抱怨课时不足，个别媒体也报道过一些教师教学全文有困难，业界也曾有人质疑，用语比较夸张。2006年，编者把《阿Q正传》从必修本中移进《读本》，这也是苦心之举，在我看来，颇有些像阿Q辈观察时势的辫子，可盘在顶上，也可以放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随即就有媒体报道“《阿Q正传》从我国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消失”，——他们永远有话可说。
那么多语文教学界之外的人随意发表意见，几乎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趣味推荐并固定篇目，更有些语文教师，以自己的好恶给课文贴标签，这些，可能都欠认真。所有的教科书都是时代的产物，教科书编写者的智慧是有限的，而人们对用于母语教育的材料也会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变动”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不断地尝试新事物，探索新的路径。
硬要我就语文教科书问题发表意见，我只想说两点。一是珍惜教育改革的成果，坚持“一纲多本”。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13亿人，关于“山芋”的叫法就有几十种，“馒头”的含义，南北不同，“八大菜系”之外，有无数不同的食材和烹饪法，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统一全国人民的饮食习惯。东西南北，城市乡村，基础不一样，发展有先后，语文教科书建设必须走多元发展的路，集思广益，因地制宜，因为这是母语教育的需要。二是要重视选择性。对“选择性”的理解，最低层面，即允许教师用教科书教学时，对课文有所取舍。一个地区，学校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即使在同一所学校，班级生源也不尽相同。语文教科书能满足教学的一般要求就可以了，教学中对教科书作适当的调整取舍，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比如，一册教科书，选文30篇，备课组统一要求必教20篇，余下的10篇中，由教师选教5篇，这种做法，多年来在很多学校的实际教学中，几乎是不成文的惯例。有什么必要把一本语文教科书一课不落地从头教到尾呢?那样做，效果真的好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教科书不过是个例子”(叶圣陶)，既然“不过是个例子”，那就必须因材施教，没有必要把课文奉为金科玉律，允许教师少教或不教，鼓励学生自读。
教科书不过是个例子，“例子”固然要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教科书和读本，要举一反三，大力倡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师大附中让高二学生集体读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学生读长篇小说?”“为什么要选这一本?”——教师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吗?有精力去纠缠吗?为了让学生读点经典作品，花很多精力向家长，向校长甚至向同行去普及语文教育常识，是否值得?于是有些学校的老师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取法乎上，读点经典，有益无害。如果一遇非议即放弃，语文教学仅仅是“上课文”，把“例子”当目的，肯定无法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也有人反复追问“读了经典作品能否看到什么效果”，因为他要“立竿见影”。教师也不便回答，说什么都会有遭非议，盖人们对阅读教学的理解不一样(应试型语文教师就不主张读小说和现代诗)。他所谓 “看效果”，无非是要看高考成绩，其实，这并非不能给人看，就看他能否尊重常识了。最近接触一名应届高三学生，高中三年她读完三百本书，很少“做题”，参加语文高考，也轻松过关，她认为 “试卷有难度，但意义不大”。她的阅读量超过很多语文教师，眼界开阔，境界高了，语文教科书在她眼中，真正的“不过是个例子”。
十二年的中小学语文，就那么十多篇鲁迅作品，真的不算多。今年遇到一位开小货车送货的老工人，很爱读书，他告诉我，他喜爱鲁迅，他有一套《鲁迅全集》，读了很多年了。这就不得不令我遐想：他当年的语文老师是谁?有教师认为《风筝》难教，也有很多教师认为并不难教;有人反对鲁迅作品入选，也有很多教师不认为“鲁迅作品过时”。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不能回避，一篇课文，哪怕文本浅易通俗，没有“教参”，一些教师也照样喊难。同样，专业底子好的教师，什么教学文本也难不倒他。据2010年的统计，苏教版高中选修教科书《鲁迅作品选读》印了25万册，也就是说，六七年间，有几千人次教师自觉地在教鲁迅作品。这本教科书与高考没有直接关系，教学的确有难度，但是，毕竟有一批教师在默默地带领学生“打底子”，我认为，这是语文教育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