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年月，杰出的教师，往往命途多舛。季廉方先生，我觉得是师大附中最对不住的老师之一。1982年2月初，我到附中报到，有一语文老师寒假病逝，开学即在学校举行悼念仪式，众人说，新教师也应当送幅挽联。于是我湊一四六句，悬于厅内，观者皆称赞。后在阅览室，见一高度近视老人在看报，有人告诉，这位是季先生，训诂专家，中大附中时期的老教师，40年代就出版过音韵学专著，他只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因他不习惯简体字。有一日，他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到他身边，极浓的维扬口音，低声道：“你就是王栋生吧，我跟你说，那天你拟的挽联，有两处不太合适……”他是音韵学家，说深了，我似懂非懂。回到宿舍，对同事说：“我要把尾巴夹夹紧。”
50年代院系调整时，几所大学同时来函调他去当教授，学校这才知道他是大才，不放。未几，遇上“拔白旗”，又拿他做靶子，找了位有话剧表演天才的党员教师和他“打擂台”，同上《记念刘和珍君》。学生的眼睛未必“雪亮”，其人情声并茂，而季老一口浓厚的乡音，又不谙政治，如何是对手？这种有“政治要求”的语文，他更教不来。从此便坐稳冷板凳，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一所中学要个训诂专家做什么？文革中，干脆将他全家下放农村十年。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无法想象老夫子在乡间是如何生活的，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他与诗为友，有自己的世界。
他受排斥，学生却未必流俗，他的学生、中科院施蕴渝院士回忆说：“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文知识靠在附中打下的基础。那时季廉方老师教《孔雀东南飞》，讲到动情处，会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使我们深受感动。”——学生感动了，不就是最好的语文教学吗？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回忆季廉方，说他作格律诗、写篆字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上过他的课，后来看大学中文系教授，觉得学与养皆不足。犹记十多年前，季师母过世，我去吊唁，季老默然无言，面前一叠诗稿。女婿欧阳庄也是劫后余生之人，说季老孤灯枯坐一夜，作诗二十首，悼老妻。去年访高邮，见王氏（王念孙、王引之）故里井栏和秦少游墓前之楹联，皆为季老遗墨，驻足不忍离去，如见故人。附中有“桃李阁”，碑文也为季老所撰，校园大兴土木之后，蛰居不为人知之处，如季老生前之待遇。常有言称“一个时代过去了”，附中再也不会有那种学者型的教师了。
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总而言之，季老一直活在他的语文中。和他同事时，遇来人打听季老，总有人随意回答“季老在初二教大字”；也曾有人问：“季老以前是小学教师？”——盖不知“小学”是指文字学。当年每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季老虽退休，因属留用，也得参加。大家学习不够积极，都想改本子，因而都希望季老发言，因为只要他发言，必然滔滔不绝，大家也很快乐。老夫子说时政，特别有趣；他每天读报，看得仔细，发言却时时跑题，有意无意地把枯燥的“学习”冲淡了，众人也就不必言不由衷地说废话。等他说完了，组长说：“季老说得好啊；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布置点工作。”然后就散会了。至今记得季老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那有神的眼睛，南京的冬天很冷，季老双手袖在棉衣中，抑扬顿挫的乡音，侃侃而论，永远笑嘻嘻的。他早把什么事都参透了，对别人永不设防。现在回想，如果当年我们有点专业学习意识，多请季老讲讲古文，那必是咳珠唾玉，要比跟着后来的“博导”、“硕导”受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