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他的《西迁日记》，最能反映一名国文教师的教育精神。兹录数则，可窥全豹。
【1937年10月17日】屯溪
远山毕露，晨夜颇寒。昨日所折茶花，养水盂中，翠叶白蕊，亦饶寒意也。
前在首都巡环公演《卢沟桥》剧，余饰吉星文团长，当时曾留一影，高岭梅君为之放大，今取出张壁间，对之甚为爱惜。吾年正壮，当有可为也。
【1937年10月18日】
纪念周。上国文课讲《汉书·苏武传》，令学生知吾先民之气节，持久不屈。
灯下读《庄子》之《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各篇。胸有积愤，期以此疗之耳。夜卧竹榻，长不及身，足伸被外，为之不温。晨起右肩辄痛，想受寒所致。出外租房又绝少，以屯溪自战事发生以来，增加人口多也。
【1937年11月14日】
晨，大雾。讲《勾践灭吴》两小时。课余为学生报告修路工人生活状况，在课堂中，泣下沾衣。收王平陵来函，嘱撰战时诗歌一文。
……
1938年，他离开学校，去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1945年应泰戈尔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他在校教国文的那段时期，本是学校最辉煌时期，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他可能会为中国语文教育作出更多的贡献。
历史总是这样，一边是斗士孤独的身影，一边是庸众的鄙俗冷漠。艰难的西迁路上，常任侠时时不忘用祖国语文唤醒学生的爱国情感，而同时，他的日记也记录了途中一些教师的庸俗。就在淞沪战场每天倒下成千上万中国士兵血肉之躯的同时，少数教师仍然在打牌喝酒，为生活待遇而发牢骚。看到了伟大教育精神对面那不堪的一角，我更理解常任侠的抉择。对学生而言，这种在民族危难关头庄严工作的态度，是最好的国文教育。
1938年春，常任侠在长沙与田汉、廖沫沙等编辑《抗战日报》；不久，到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并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联络秘书。文革开始，常任侠在劫难逃。大约1972年，常任侠正在河北的一所“干校”劳动，时已过花甲，甚是艰辛。有一军宣队排长，20出头，阶级斗争警惕性极强，自视甚重，见常任侠身材高大，遂命该老头夜间为他站岗。排长安睡里间，常任侠扛木棒一枚，立外间，保卫排长。有一日，京城来人，召干校领导，传达上级指示，据说就一句“周总理关心常任侠同志近况”，——在当年，这是很敏感并富有政治智慧的语言形式。就凭这一句，足以解人倒悬，也足以让人屁滚尿流。是夜，排长亲自扛枪站岗，求“常老”睡里间。我们听了个个捧腹大笑，常任侠淡然一笑，说，我睡得挺好。
这是1987年他重访母校时说给我们听的，好段子，可以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