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十年前的一件尴尬事。学校校庆,头头们忙于陪更大的头头,请我去宾馆招待来宾用餐,席上有袁隆平等五位院士,还有三位外宾,都是老派人。看到菜接二连三地端上来,没吃完又一一撤下去,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宴席是有“标准”的,我代人受过,也说不清。
去年五月,和同事去长沙访问袁隆平。82岁的袁隆平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晤谈后安排我们到招待所休息,说等他出席一个会后,请我们吃晚饭。两小时后他回来,带我们到餐厅,上的是湖南家常菜,唯一特别的,有一瓶农科院研制的“糯高粱酒”。袁隆平说,市面上没卖的,极好吃,可惜我们都不能饮,他也不沾。说是共进晚餐,其实他没动筷子,只喝了一小碗鱼汤。问他,说是只在家吃太太煮的饭,从不在外面吃晚饭的,不破例了,陪大家说说话。那天谈得比较尽兴,说到杂交水稻生产的北限,说到“超级稻”的最新进展,也说到“18亿亩”,——我也终于知道,那个18亿亩包括相当比例的低产田。
农业发展仍有潜力,但都得靠辛苦去换取。说起种水稻,真是艰难,没种过田的人根本不懂。从春天做秧田开始,就得赤脚,秧田的水还很冷;秧,是一小把一小把从秧田起出来,又一根一根地插到水田里的,插完,腰都直不起来了;三伏天,却盼着再湿热些,水稻要“发棵”;起早睡晚地侍候庄稼,就盼望风调雨顺……我说起江南人的精耕细作,说起陈永康的“老来青”,袁隆平感慨不已,说,苏南当时能亩产八九百斤,不得了哇,全靠人力啊;不搞农业的人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亩产多个一百斤,难得不得了,怎么可能“放卫星”!1974年,我插队的公社开始种袁隆平研发的杂交稻,那时米的口感并不好,但产量高出一二百斤,能吃饱肚子。杂交米变得好吃,也才十来年,全靠袁隆平这样的人呕心沥血。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有些品种的产量到了极限,的确如袁隆平所言,增产个五斤十斤,也是开心的事。然而,如今学校食堂学生倒饭,餐馆倒鸡鸭鱼肉,真的让用心血培育良种的袁隆平们痛心。
袁隆平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家境优裕,因为热爱,选择农学。1958年大浮夸之际,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想尊重科学规律,改良品种,增加产量,让农民能吃饱饭。袁隆平说起大饥荒时,目睹河岸路边饿殍的情景,举座怃然。
奋斗半个多世纪,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湖南杂交水稻中心,看到不少在这里接受培训的非洲技术人员,不禁想起遥远的非洲大地,想起新闻图片上那些瘦骨嶙峋的饥民,伤感不已。
我的同事习惯都比较好,既不挑食,出于礼貌,也勉力加餐,那桌饭好像只剩下半盘菜,袁隆平的秘书说:“袁老师,这个我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