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也算是一名知青。
说起知青，50岁以上的人自然联想到老三届。其实，在老三届之前的上世纪50年代，以及老三届之后的我们“新三届”，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老三届，是指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校的高中、初中各三届学生。“文革”期间积压下来、到“文革”后期陆续入学的被称为“新三届”。对“新三届”的习惯叫法，是按照小学毕业进入中学那一年的年份来叫的，比如，“新三届”的66、67、68、69、70、71，分别应该对应这几届学生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的年份。我们是69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69年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读初一。没错，1969年我们的确进入中学读初一，只是之前的小学四五六年级根本没有上，是在家度过的。我们69届进入初中的时候，初中学校里已经有了67、68两届学生。由于“文革”后期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政策形势变化无常，“新三届”的情况较为复杂。有没上几天学就分配工作的，有初中没上完就升入高中的，有读了高中又下放当知青的。
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但有一种说法，引起了我的关注。有人说，知识分子下放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从现象上看，毛泽东喜欢知识，但不喜欢知识分子，或者说，喜欢像他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不喜欢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有人把毛的这种态度归结为他当年未被北大录取，这个推断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很明朗了。建国后，1955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为从5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1969年，老三届开始下放。我大姐通过她婆家的关系，安排进了异地的一个工厂，哥哥参军到了部队，二姐在河南滑县老家，三姐属于新三届的68届，进入中学时间不长就分配了工作，妹妹还在读书。
在初中的情况，详见“我们69届”。
1975年，我们69届开始下放。但是，我们的下放和老三届的下放在政策规定、生活条件、劳动强度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老三届下放父母单位没有介入，是全市统一组织的。我们69届下放时，开始按照父母所在单位确定下放地点以及如何动员、如何送行等。我父亲的所在的徐州橡胶厂属于化工局，化工局定点的下放地点是丰县大沙河果园。当然，丰县大沙河果园还是其他几个系统的下放点，比如粮食局、邮政局等。
1975年6月，69届第一批知青下放。由于在徐州的姊妹几个都没下放，母亲不能接受我去农村这个现实。因此，母亲坚决反对我走。此后，父亲单位加大了宣传攻势，开始了反复的动员。父亲一生要求进步，一生追随共产党，一生响应组织号召。在我下放这个问题上，他怎肯落后呢？就像当年我哥哥姐姐面临下放时一样，父亲回家后就替厂里做我母亲的工作：“还是让景忠走吧，到哪里不是一样生活？再说果园是个农场，有工资，有食堂、宿舍，条件也不错。景忠不走，我怎么给厂里回话呢？”母亲的态度由开始的“坚决不走”，到后来的“看看再说”，再到后来的不吭声，我知道，母亲为难了。她既不想让父亲在厂里难做，又不舍得我下放，只好沉默。我想，是我明确态度的时候了。
1975年12月26日下午，我和化工系统的其他几位，分乘两辆客车，来到了丰县大沙河果园第五分场。
35年过去了，那一天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谁说岁月无痕？岁月的某些时点，由于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便像雕琢镂刻一般，永远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