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能否揽来“儒学大家”
在5年管理期内给予200万元经费支持，这只是山东省、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给予全职引进的泰山学者优厚待遇的一部分。
自山东省、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在《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刊登《关于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的公告》后，山东重金引进“儒学大家”的消息就引发不少争议。
有专家认为，投入重金不一定能复兴儒学，为“高薪”所动的极可能是那些为追求利益和名望而熟读儒学经典的“小人儒”；也有专家认为每个地方都可根据其文化传统与积淀鼓励和支持相关研究。
全职引进泰山学者首聘期年薪40万元
刊登在4月1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公告》称，为加强儒学研究和传播，打造儒学人才高地，面向海内外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
引进对象为在海内外知名高等学校、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和传播的高端人才，学术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世界价值和世界传播，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观念等。
《公告》将所引进的儒学研究高端人才分为儒学大家、泰山学者、尼山学者三类，对儒学大家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山东省和济宁市共同确定支持政策和待遇。
对于泰山学者，山东省财政在5年管理期内，给予每位泰山学者全职人选200万元经费支持，每位泰山学者兼职人选100万元经费支持；泰山学者牵头的项目、平台优先列入省市各类重点项目或平台支持范围；泰山学者在医疗保健、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出入境等方面，享受省级高层次人才待遇。
济宁市对本市全职引进的泰山学者，首聘期年薪40万元，5年提供5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50万元购房补贴，配备2至3人的学术团队。对于全职尼山学者，济宁市给出了每年年薪最高40万元等待遇。
反方：“为高薪所动的绝不是真正的儒学大家”
“儒学不是高科技，又不需要实验室，能不能研究好主要靠兴趣爱好和时间精力投入，为什么政府要投入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去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认为，山东省、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为打造儒学人才高地的初衷是好的，但路子走偏了。
在张鸣看来，除学问外，儒学大家最为可贵之处是高尚的道德修养，他们并不贪图物质世界的荣华富贵，而是竭尽全力追求精神世界的更高层次。例如孔子最为欣赏的弟子颜回就因贫病而死，孔子不仅没有因此看轻他，反倒称赞他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很明显，孔子认为道德修养远高于物质享受。”张鸣说，但是在《公告》中，地方政府不仅给出了高薪，更给予这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以“特权”，例如儒学大家、泰山学者在医疗保健、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出入境等方面，享受省级高层次人才待遇。此举不但不是复兴儒学，反倒是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如果被引进的儒学大家、泰山学者坦然享受这些特权，这些人不但发挥不了道德修养的模范带头作用，反倒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
“为重金、高薪、特权所动的绝不是真正的儒学大家，山东省、济宁市的做法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张鸣对山东省、济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用公共财政引进儒学高端人才的做法颇感不解。在他看来，历来儒学大家多出自民间，而非官方机构。儒学两大开创性人物孔子、孟子更不为当时当权者所容，尤其是孔子周游列国而四处碰壁，在民间办私学而创立儒学。他认为，儒学研究应依托社会民间力量，而非政府主导，行政力量可以进行引导，但不应插手太多。
正方：坚持儒家的精神品质和改善研究条件并不矛盾
“只要跟儒学有关的事情，无论好坏，均会成为新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认为，各地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集中力量进行研究是一个合理、正当的安排。正如湖南省支持湘学研究、安徽会推广徽学研究一样，山东省、济宁市作为孔孟故里，应该利用其地域优势来鼓励和支持儒学研究。
在干春松看来，儒学自近代以来，已经是一个学科，现在的儒学研究者与其他的科学、人文研究者一样，如果获得经费的支持，就可以产出好的成果。“我们可以公共财政去支持一个重点实验室的发展，为什么不能支持儒学学科的发展？”
干春松认为，目前对山东重金引进“儒学大家”的关注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他说：“现在一提到儒学，大家就立刻会跟权力挂上钩。这是100多年来的错误思维定式。其实，目前大学里的儒学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和知识层面上的研究，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儒藏项目、孟子研究院王志民教授主持的孟子文献集成等项目，这些都是从学科层面整理传统文化资源。”
在他看来，儒家学者追求物质享受和给这些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是两回事，但现在批评的声音中却把两者混淆了，“《公告》中给研究者提供的经费大部分是用于学术研究，个人待遇方面并非主要部分。这些优厚的经费其实主要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干春松认为，坚持儒家的精神品质和改善研究条件并不矛盾，“当然儒学的内涵中是有‘孔颜乐处’、‘安贫乐道’这样精神追求，但并不能就此推论说儒学研究者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其精神品质就会降低，更不能据此得出结论，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儒学研究者才能取得好的成就。如果将改善研究条件上升为特权，更是无中生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