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还以为春节期间的一场大雪之后天晴了，春天就来了，就赶紧脱下那些穿了一个冬季没有脱下来洗过的破衣服，把母亲在冬闲时节用小布为我们缝制的新衣换上。可是，此时的太阳正是一年伊始的初生，还没有能力把暖洋洋的感觉传递给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我们常常冻得忍不住发抖。
于是开始明白春天有日历上的春天和现实的春天之分，而且这两者并不同步。
现实的春天并不都像一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暖洋洋的东风一拂过，春天就来了。
现实的春天总是慢慢长大的：先是大面积的冰雪在我们不经意间慢慢融化在一天暖胜一天的时光里，梅花尽情地绽放；然后是在那些我们每天走过的土路边、校园里的草坪上冒出了嫩嫩草芽的时候，倒春寒又不期而至，山茶花艳丽地盛开的时候；再就是百花盛开，村庄里、山坡上的树一片鹅黄或淡淡的绿，东南风一天紧胜一天。
我留心观察过园子里的红梅开放的过程，发现它花与叶并不同步成长，光光的枝干上先鼓起一个个的花苞，直待花朵利利索索地绽放了，快凋谢了，才长出叶来。
多数花树并不如此。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春天里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桃树、杏树甚至以繁盛花事为能事的樱花树，都是叶芽与花苞同步生长，花朵盛开的时候，已是一树绿叶。这些春天里的不同花事，足以证明春天的真正到来并不千篇一律。
于是我们就开始平静下来对待一个个慢慢长大的春天，我们自己也安心地慢慢长大。
就说十三岁时候的我们吧，虽披了一张初三学生的皮，但心智并没有明显改善，课堂上依然好动，功课大部分不及格。最可笑的是初三上学期时的作文，原是什么作文之道也不懂的我们，却也知道老师喜欢我们从那些期期刊载各种社论的报纸上东一句西一句地摘抄现成语段组合成的我们自己也读不懂的文字，学会用“拼凑”来取悦老师。因为父亲当大队干部，我占有各种报纸可以摘抄的便利，所以那时我的“作文”还多次在班上被老师当成范文来读，很是“风光”过好几回。面对老师一次次的表扬，我居然能够好长时间处于乐滋滋的状态，全然不知道羞耻。
然而很快我们就要迎接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二次中考。那时我们的学校虽是一所公社中心校的戴帽初中，但在一群有着振兴家乡教育雄心壮志的老师的富有高度责任感的努力下，校园处处充满着浓浓的备考氛围。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在初三下学期居然也能像班里最努力的同窗一样，天不亮就起床，天刚亮就从离学校三公里远的村子里赶到学校，在晨曦刚刚伸足我们班教室的时候，装摸做样地翻开书本读和写。春天油菜花开满学校青砖青瓦房的校舍周围那些青色石头的石旮旯的时候，在学校打发中午时光的我们也会学勤奋的女生，带着一本学校刻印的时事政治小册子，一头钻进油菜花林，在嘤嘤嗡嗡地唱着工作歌的蜜蜂们的相伴下，大声地背。那些跟蜜蜂一起出入的花蝴蝶有时也对我们充满着一定的诱惑力，但一想到肯定有一双双的眼睛看着我们的，于是也就立即做出努力状。
以不甚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后，十四岁的我依然是一个懵懂孩子。那时高考制度业已恢复几年，我们身边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榜样业已诞生，周末回家的时候父亲和当小学校长的幺叔经常拿这些榜样教育我们。这样的教育虽然也给我们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但一想到考不取学校的同龄人毕竟是大多数，我们也就释然了。于是依旧不慌不忙地面对只有两年的高中学业，依旧在大好春光中向老师请假去家在九洞天、羊场坝以及油菜花、杜鹃花开满山野的同学家玩。徜徉在这些美丽的地方，我们居然对很快就要到来的高考浑然不觉，也并不把在班级里的排名很当一回事，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直待高考失利，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觉得自己愧对自己，愧对父母，才意识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有尊严，有能力撑起一片天，而我连高考都是一个失败者，还能有什么建树？于是开始学会反思。学会反思后就开始有了更多的痛苦，有了更多的痛苦后也就有了更多的决心，有了决心后就开始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改变。有了改变的我们从此有了人生的方向，大人们也不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就用对等的眼光看我们，用平等的语气跟我们说话，连我们的乳名也不在称呼了，而改成了小心翼翼地称呼他们在我们启蒙读书时就给我们取的“学名”。
春天是慢慢长大的，我们也是慢慢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