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父亲读历史书，知道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夹着一个“王莽篡汉”。汉朝乃我刘家天下，突然被一个姓王的夺走了，自立为“新朝”，成何体统？此人肯定是一个邪恶、奸诈的小人，大逆不道，恶贯满盈，理应拿下才是。这是我从小至今的一贯想法。
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事情果真如此吗？既然王莽是个奸诈小人，怎么会得到天下呢？历史真相是如此简单吗？杨照在《信仰与现实的平衡》一文中，给了一些回答，颠覆了我头脑中王莽的形象。当然，颠覆过来的王莽，其形象依然不是高大的、完美的，但起码给了王莽一个正面露脸的镜头。有了这样一个镜头就足以说明：历史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历史人物从来就不是脸谱化的。
西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混乱，贫富悬殊拉大，人民怨声载道。“王莽反对土地兼并，反对大量买奴蓄奴，他也反对商业贸易，主张‘返本’，就是‘重农轻商’”。正是这些主张，顺应了民意，迎合了社会需要，才能够使他的新朝“取汉朝而代之”。
王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奸诈，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有信仰，太相信理想的力量了！王莽上台后，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梦想，不遗余力地推出改革举措。他坚信，这些改革都是儒家的真理，都是“必然该做要做的事”。王莽看到了儒家的价值，但却没看出来“儒家经典和眼前现实中间存在的差距”。
文章的最后，杨照感慨道：“在政治上，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都是可怕的事，都会塑造出可怕的权力者。政治真正需要的，是信仰一个高远理想，却又明白理想不可能一步达成的人。他知道从这里到理想那端，路很长，很曲折，他愿意有耐心地规划一步步的路线，又能不时抬起头来，确认理想的方向。”“王莽不是这样的人。陈水扁，唉，更不会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读了杨照的文章，我觉得他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他有为了说明陈水扁是没有信仰的人而把王莽夸大为“太有信仰”的嫌疑。根据杨照文章的介绍，王莽的做法虽然不是奸诈无耻，但也不是什么“太有信仰”。准确地说，王莽是在用儒家的价值观为武器，想把时代拉回到既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倒行逆施，或者说是开历史倒车。日益发展的货币和商业，在王莽眼里是有害的，只有抑制货币，打击商业，回归务农，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当然，王莽的这些观念可以说成是信仰，但作为一国之君，想把社会拖回到较为原始的状态，这样的信仰未免幼稚可笑，贻笑大方了。
杨照给王莽所下的结论固然不怎么确当，但抛开王莽不谈，作为一种观点，他指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要平衡，人的头脑要清醒，还是颇有见地、启发人思考的。
1980年1月，我刚参加工作时，就遇到一个“太有信仰”的学校领导J。那时J是副校长，主持工作，学校书记身体不好，时常休病假，因而J是学校实际上的一把手。他是部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时长期做政治工作，口才好、文才好、有思想，有激情，有理想，有胆识。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字正腔圆，特别是开会讲话时，很有气势，很有气场，也很有煽动性。我常想，如果倒退几十年前的“九一八”“一二九”时期，J极有可能成为“卢嘉川”式的学生领袖。他为学校做了不少规划性的工作，这些规划具有很强的“理想性”，从而也就缺乏“可操作性”。再加上他的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所以在教职工中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J的信仰。那一年学校上级部门的主要领导安排自己的女儿来学校工作，他坚决而公开地抵制。理由很简单，没有学历的人不能当教师。上级领导一定要他安排，他说如果能担任教学任务，可以做代课教师，调动手续不能办。这件事现在说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但在当年，能这样拒绝、顶撞顶头上司的有几人？
另一件事可以说明J的锐意创新。也是在那一年，他提出了学校要“创收”的想法。据我所知，他谈“创收”是在全国领先的。当时的大环境是大家都靠工资吃饭，没有听说哪个单位要搞“创收”的。他把当时的学校会计找来，提出了要建立学校的“创收”账户。至于如何“创收”，他谈了几条路子。我能记得起来的有两条：第一条，从现在起，各科室的废旧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废物一律集中起来，由学校统一卖掉，所得资金记入学校“创收”账户；第二条，学校的几个厕所，过去是由附近的农民免费来清理的，从现在起，实行有偿清理，谁给的钱多，就让谁清理，所得收入记入学校“创收”账户。其他还有什么“创收”措施我记不清了。反正到了1980年的下半年，学校史无前例地发了一次奖金，平均发放，每人发了多少我也记不起来了。奖金来源，就是那个“创收”账户。就在发那笔钱的当天，上级领导下达指示：不准发奖金。会计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他听了汇报后，脱口而出：“卖大粪的钱发给教职工有什么错？他妈的（部队转业干部的口头语），发！”
随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记不清是当年的年底还是次年（1981）年的年初，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们被通知到校长室开会。校长室有六七十平方，全校也就是三十几个教职工，挤一挤也就坐下了。上级部门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代表上级党组宣布：免去J的副校长职务，组织上另行安排工作，任命R（即同来的另一人）为学校副校长。话刚落音，J拍案而起：“他妈的，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调动工作的！我要向上级反映你们的错误行为！”校长室里几十个人，一片沉寂。我们谁也没有想到J的调动会是这样的场面。是组织上特意安排的“突然袭击”，还是在没做通工作的情况下硬性宣布，我们一般群众就不得而知了。
几天后，学校在食堂准备了一桌饭，为J送行。接到通知的人无非是中层干部和几位资格较老的骨干教师。但第二天我听说，因为害怕受到牵连，半数人没有出席昨天的晚宴。
晚宴的次日傍晚，J独自一人推着自行车离开学校，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高高的铺盖卷。夕阳西下，J的背影显得如此寂寥。只有学校的那个会计也推着自行车，默默地陪他走回去。从学校到市内J的家，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
后来听说J一直在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上告，告到市委、省委以及新华社等报刊媒体。所有上告似乎都没有结果。
多年后的一天，听说J病逝了，死于肝癌。
回看J的人生经历，如果他在坚持理想和信仰韧性的同时，适当增加一些弹性，或许他的命运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性格决定命运，J又是一个例证。
事隔三十多年，有些细节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年的那个会计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