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教育局组织直辖的30多位公办学校校长进行年度述职，一位列席参会的某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校长听完述职后，在朋友圈里发表感言，把这些校长划成了三类：一是行政型校长，用官方行政思维维持着办学校，没有理念，缺乏创新，满足于不出安全事故，安身立命于自己的“官位”；二是传统型校长，用几十年不变的经验死守学校，按部就班做学校常规；三是职业化校长，能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引领教育成长，发展学生个性，最重要的是有教育理想和情怀。这位“体制外”校长认为，参加述职的30多位校长基本上就是行政型、传统型校长，职业化校长只有一两位。
熟悉教育的人对以上分析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事实上，大多数地方都一样，职业化校长凤毛鳞爪。因为公办学校的体制就是一种行政体制，职业化校长是很难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出来的。为此，人们也非常困惑，教育去行政化喊了那么多年，相关政策也早已出台，为什么却迟迟不见效果呢？笔者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方面：
首先是错把政府和部门主动放权、减少干预等同于去行政化。事实上，教育行政化并不是政府和部门人为造成的，而是体制下的必然结果。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校长都是通过行政任命产生的。这样就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政府和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直接管理学校工作。上级组织对下级单位必然负有管理的责任和道义，管是履职，不管是失职。而且上级越重视，管得就越多，越直接。各级各类学校也是想方设法争取政府和部门重视，因为学校人财物资源的配置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上级管得越多，越直接，校长就感觉越“受宠”，脸上越有光。政府和部门直接干预学校并不完全是不愿放权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本身赋予了这些“权力”。二是校长不可能实现独立自主办学。下级服从上级本就是组织纪律的要求，更何况“帽子”都是上级给的，所以严格按照官方意志办学，是校长的职责所在，更是校长的生存法则，校长的时间和精力大都花在“唯上”方面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到“上面”开那些永远也开不完的会议，传达“上面”那些永远也传达不完的精神，做“上面”布置的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迎接“上面”那些永远也迎接不完的检查，就成了校长的主要工作。校长并非只知道“唯上”，而是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本身赋予了这些“义务”。
其次是错把拿掉校长“官帽”等同于去行政化。校长的职位都是对应行政级别的，本身就是一个“官位”，当校长当然就是当“官”了，与做公务员没什么两样。在现有体制下，简单地拿掉校长的行政级别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只要不改变政府跟学校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校长就摆脱不了行政化。而且，校长一旦坐到校长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他在校长这个位置上已经失去了发展空间，如果要继续提拔晋升就不得不考虑离开校长岗位。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校长们原本就很难无条件忠诚于校长这个职位，那些想奔前程的校长又怎么会把当一个好校长作为人生追求呢？所以就成了时时刻刻想“跑路”的校长。那些对前程无望的校长又怎么能一直保持一颗进取心呢？所以就成了“守摊子”校长。如果在没有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拿掉校长的行政级别，也许校长连“守摊子”的心都没有了。拿掉校长“官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有条件做保障。只要教育去行政化一天不到位，校长就不可能有心思去拥抱职业梦想，就不可能有时间去修炼职业情怀，就不可能有精力去提升职业素养，职业化校长又从何谈起呢？
由此可见，教育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去行政化体制，体制不改，行政化就去不了。怎么改？那就是下决心对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改变政府把学校当做下属机构来管理的模式，政府对学校不得行使直接管辖权，只具有服务和监督职能，主要任务就是依法保障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管理体制改变后，学校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人，这样就确保了校长能够依法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办学权。管理体制改变后，校长就不能再通过行政任命产生，而应通过公开招聘或者选举方式产生，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外行担任校长的情况，确保了校长的选拔质量。管理体制改变后，校长不再具有行政级别，职级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校长在本职岗位上就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就不必再寻求离开校长岗位了，这样就确保了校长对校长职位的忠诚度。管理体制改变后，职业化校长就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