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次会议间，我问江浦县五里村行知小学的杨瑞清有没有来，有老师告诉我：没来;有些人不看好杨瑞清，他们学校学陶行知，生源比较差，联考时学生成绩不高，“韭菜麦子倒是能分得清”。他指的是行知小学教小学生辨识各种农作物，参加田间劳动，有一次区里数学测验，行知小学成绩并不高。当时社会已风行应试教育，但行知小学仍然带领学生关注土地上发生的事。
我当时对这类非议感到莫名惊讶：乡村小学，教学生了解些农事，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发达国家，中学生甚至小学帮助父母从事农业劳动，开拖拉机开收割机，打草收割，挤牛奶剪羊毛，什么都做，很正常;为什么我们传统农业国的教育反要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荣?
“韭菜麦苗分不清”是传统的比方，也的确有人沉浸在个人专业中不辨菽麦，这不算不得了的事。然而， “韭菜麦苗分不清”的“知识分子”过多，人民就负担不起;由这些人来管理公共事务，人民就会更苦，社会很难有发展。一个社会，最大的威胁，是人们丧失诚实劳动的意识，只想暴富，只想一夜成名，只想少付多取，甚至不劳而获。教会学生一些农事知识难道不好么?如果为了中考高考多挣一两分，连生活本能也丧失了，对么?
农村中学的老师说，因为有中考高考压着，现在农村学生也很少劳动。从来自农村的同事那里得知，比城市学生，他们的中小学，除了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其他基本一样;很多学生甚至连爹妈如何劳作，也视若不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用以激励学生的，就是如何通过考试离开农村，脱离体力劳动。
学生观念问题，和当今学校办学宗旨及课程是分不开的。30年前，学校有“建校劳动”，秉承“劳动生活”教育的原则，每学年有一周的集中劳动，校内很多劳作是靠学生完成的，包括校园清洁、绿化，以及食堂帮厨等，有些甚至是较强的体力劳动。我曾带领初二全班男生移栽过一棵大树，那热烈的场面令人难忘，学生多年后返校专门去寻找那棵树。在劳动中，同学们增进了友情，发现了新的课堂。后来高中一年级的“劳动技术课”，也很有趣味。时间一周，项目自选。有同学用五天学习缝纫，然后自裁自制，做成一件背心，一条围裙或是几付鞋垫;有的用五天时间把块铁锯断，手工打磨制作成铁锤，并镌上自己的姓名和年份。这样的“动手”产品没有什么“效益”，与钱无关，然而是有意义的学习，很多学生至今保留着那个鞋垫或那个铁锤。他在那些天里用心也用手，经历那样的过程，他观察任何一件同类的东西，都有可能产生过程联想。
其他的劳动任务每周都有，远远不止是打扫教室。当年，学校面积是现在的两倍，总务处只有两三个工人，没有专职的清洁工，除了教室卫生，学校划分出几十个“包干区”，从初一到高三，每个班一块，秋扫树叶冬扫雪;最艰苦的是有的班分工冲大厕所，要从河里去抬水，没有一个小时干不了。总务处有时临时找班主任“抓差”，请求派体质好的男生帮助抬重物。30年前，学校好多树是老师带着学生种下的。每次大雪时，清晨就看到老师们和学校干部一同扫雪铲雪，这是给学生最好的示范。
可惜的是，后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不但没有什么劳动锻炼，连校园各班的“包干区”也由民工“包”了。学校在培养没有劳动意识的学生，在养尊处优的同时，学生获取智慧的途径变得狭窄，影响了他们的创造思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读中学，每学期农忙时要到远郊劳动一两周，固然是出于政治教育的考虑，但因此接近了农民，接触了农事，了解了社会。抗旱时我观察如何安装水车，学会了车水，学会了打草鞋，会拉板车，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知道了大地上不止有风景，还有人的希望;土地的丰收，是因为渗下了人的血汗和泪水。劳动不是苦难，我们因为劳动而变成人。
秋天，我到江浦行知苑去，杨瑞清带我在校园里参观，小学生们热情地围上来问老校长好，也向我这个客人问好。和三十年前比，校舍和教学设备和城市小学已经没有太大差异，而校园里植物种类比以前更多了。当年每个班的菜地仍然保留着，学生能吃上自己种的菜，还有山芋，虽然数量不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但这学校教给他们的，他们会永远记住童年的土地。